秦某红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

案件类型：民事法律援助案件

案由：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

受援人：秦某成   男  62岁 湖南省宁远县中和镇坦头村

援助单位：广州市法律援助处

承办人：高永凤   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广州分所律师

受援相对人：增城市沙埔创兴制衣厂

案情简介：

受援人秦某成系湖南省农民，妻子患病多年病故，中年丧偶，艰难拉扯两个儿子成人。2004年9月24日，受援人的大儿子秦某红与增城市某制衣厂（以下简称“制衣厂”）签订劳动合同，成为该厂员工。2005年1月20日，秦某红在上班时突发疾病昏迷，被送到沙埔卫生院抢救。2005年1月22日，受援人来到卫生院，看到一动不动的儿子要求转院治疗，卫生院以患者脑死亡拒绝增城市人民医院接秦某红转院，2005年1月23日，秦某红死亡。

2005年1月24日，受援人为儿子死亡与卫生院、制衣厂发生医患纠纷和死亡赔偿争议。卫生院认为对秦某红抢救无效无责；制衣厂认为秦某红是病亡不能享受工亡待遇，坚持要受援人先将儿子火化后才支付医疗费和丧葬费。争议中，受援人从儿子的同事处得知，秦某红发病当天因二件产品不合格被叫到办公室遭打的情况，非常震惊的受援人当即向制衣厂的人质问儿子是否被打？制衣厂某人回答：“打工的死了不如一条狗，要不是老板讲人道，一分钱都可以不给”。此话使受援人坚信儿子是被害死的，他发誓要追究打死儿子凶手的刑事责任。2005年1月25日凌晨1时，受援人向增城市公安局沙埔派出所报警，要求刑事立案。派出所出警并对秦某红的尸体进行拍照，平息双方纷争，将秦某红的尸体送到增城殡仪馆冷冻保存。

2005年1月30日，制衣厂告知受援人，由于秦某红的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，不符合工亡待遇条件。2005年2月1日，受援人接受派出所调解，按照制衣厂《关于员工秦某红事件处理结果》，接受3万元的“人道主义”抚恤金。同日，受援人向增城市卫生局提交《请求确认医疗事故报告》，要求对沙埔卫生院在增城市人民医院二次来接患者转院时，以脑死亡为由拒绝移送，致使秦某红得不到有效抢救；卫生院与制衣厂恶意串通，用呼吸机拖延秦某红到72小时死亡，达到患者不能认定工伤的目的情况进行调查，确认医疗事故。2005年5月10日，增城市卫生局《关于秦某红在沙埔卫生院治疗经过的复函》答复受援人，认为沙埔卫生院对秦某红的抢救治疗符合危重病人抢救原则。

2005年5月19日，受授人向增城市社保局提出确认秦某红工伤申请；2005年5月27日，增城市社保局作出增劳社工伤［2005］35号《工伤认定书》，认定秦某红“不属于视同工伤”；受援人不服认定申请行政复议，2005年8月11日，增府行复决［2005］第9号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，维持增城市社保局作出的“不属于视同工伤”的决定；受援人不服向增城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申请法院对秦某红的死亡时间、原因进行法医鉴定；要求增城市社保局承担秦某红尸体保存费、法医鉴定费。2005年9月15日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《司法鉴定书》，结论是“秦某红符合猝死的病理学改变；死亡时间应在最后一次进餐后的3—6小时内”。2005年11月17日，（2005）增法行初字第18号《行政判决书》判决：1、撤销增城市社保局“不属于视同工伤”决定；2、限增城市社保局重新作出工伤性质认定；3、案件受理费100元、鉴收费4000元、鉴定出诊差旅费1000元由增城市社保局承担。同时，判决认为秦某红尸体存放费纠纷是另一法律关系，不属本审理范围，驳回受援人的其他请求。增城市社保局不服一审行政判决，向广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，2006年4月17日，（2006）穗法行终字第43号《行政判决书》判决：维持一审第1、2项判决；改判第3项：受理费由受援人、社保局各承担50元，鉴定费4000元、鉴定出诊差旅费1000元由受援人承担。受援人对终审行政判决改判愤愤不平，认为是官官相护的结果，随即上北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访。经湖南省驻京办事处劝说，返回广州将上访信提交广东省人大常委会。在其等待省人大答复信访期间，2006年5月15日，增城市社保局重新作出增劳社工伤［2006］134号《工伤认定书》，认定秦某红“视同工伤”。2006年6月16日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回复受援人，上访信转给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处理。2006年6月21日，受援人第二次向增城市公安局提出刑事立案申请，2006年7月15日，增城市公安局答复不予受理。

2006年6月19日，受援人向增城市劳动争议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申请。由于制衣厂不服增城市社保局重新作出秦某红“视同工伤”的决定，申请行政复议，2006年7月10日，劳动仲裁中止。2006年8月2日，增复决［2006］第9号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维持增城市社保局重新作出的“视同工伤认定”的决定；制衣厂不服向增城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2006年10月31日，（2006）增法行初字第14号《行政判决书》判决维持增城市社会保局作出的“视同工伤”决定；制衣厂不服一审行政判决，向广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，2007年4月24日，（2006）穗法行终字第44号《行政判决书》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至此，秦某红“视为工伤”认定程序历经二年零三个月尘埃落定，身心疲惫的受援人非常茫然，儿子工亡赔偿为何如此艰难？绝望中找到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寻求帮助。法援处指派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广州分所高永凤律师，为其提供仲裁援助，承办此案。

承办过程：

2007年5月9日，承办律师接待了受援人，其陈述案情时的情绪异常激愤，强烈请求承办律师为其追究制衣厂“刑事责任”，其原因在于：

第一、在处理秦某红后事时，制衣厂有人说“打工的死了不如一条狗”的话，使老年丧子的受援人在感情上受到极大的伤害；

第二、受援人对环节较多的工伤认定程序不清楚，多次应诉的遭遇变成怨气；

第三、由于受援人对秦某红死亡时间、原因的鉴定申请是在诉讼程序提出，而非在申请工伤认定程序提出。因此，受援人对（2006）穗法行终字第43号《行政判决书》改判鉴定费、鉴定出诊差旅费由其承担不理解，产生偏激情绪。为此，承办律师从法律和心理上给予疏导。

2007年5月12日，承办律师约请受援人签署《劳动仲裁申请书》，却怎么也联系不到，其小儿子也找不到父亲的踪迹。2007年6月12日，受援人来到承办律师办公室。经了解，受援人对法援处不为其追究制衣厂刑事责任不理解，再次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上访去了。在最高法院信访处，经人介绍找“高手”指点，出钱请“高手”写了一份不服广州市中级法院（2007）穗法行终字第44号《行政判决书》，追究制衣厂故意杀人刑事责任的《再审申请书》。受援人带着这份《再审申请书》，希望承办律师为其办理再审。承办律师告知受援人，再审请求非原审诉求，不可能立案，揭露“高手”迎合其心理骗钱的手法。受援人根本听不进律师的劝告，坚持认为恢复仲裁程序拿到工亡赔偿，其就失去追究儿子被打死刑事责任的机会，一定要先办刑事再审立案，待广州市中级法院再审有结果后再办理劳动仲裁，拒绝在《劳动仲裁申请书》上签名。

面对受援人的固执已见，承办律师针对其疑虑的问题，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，一一给予详尽的讲解分析。告知其恢复劳动仲裁与其申请再审可以平行开展，不会发生冲突矛盾；严肃地指出其错过60天仲裁时效，丧失的是胜诉权，建议其听取律师的意见，接受仲裁法律援助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；告诫其一意孤行的结果将是人财两空。谈话期间，承办律师及时抓住受援人思绪有所转变的时机，请法援处的领导直接与受援人通话，对其又进行一番耐心的开导，经过六个小时的艰难对话，受援人最终抛弃孤注一掷的想法，在《劳动仲裁申请书》签名。

2007年6月13日，承办律师到增城市殡仪馆调查，了解到，截止2007年1月17日，秦某红的尸体保存费已高达94110元的情况。2007年6月15日，承办律师到增城市劳动仲裁委申请恢复仲裁程序获悉，2007年1月12日，受援人的代理人“吴某富”提交《撤诉申请书》，同日，增城市劳动仲裁委同意撤诉。承办律师就仲裁程序终结的原因询问受援人，受援人否认委托“吴某富”撤诉，并表示对仲裁撤诉一事不知情。于是，承办律师向仲裁庭提出，由于《撤诉申请书》没有显示协议的具体内容，秦某红的尸体保存费高达94110元尚未解决，受援人明确否认撤诉一事；在除《撤诉申请书》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撤诉是受援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，应重新立案，以利保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。

2007年6月25日，增城市劳动仲裁委重新立案。但是，2007年7月5日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06）穗中法行申字第55号《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》，驳回受援人要求追究制衣厂故意杀人刑事责任的再审申请。受援人情绪极度低落，觉得给儿子死亡讨个说法的希望完全破灭，萌生与制衣厂以死相拼、同归于尽的念头。承办律师认为，受援人此时能将心境向律师表露，说明其对律师是信任的。针对受援人念念不忘的“刑案情节”，承办律师对其心理预期与事实证据间的矛盾，结合《司法鉴定书》对秦某红尸体解剖情况证进行分析，再一次对其进行心理疏导。

2007年7月12日，仲裁开庭审理，制衣厂向仲裁庭提交受援人给吴某富的《特别授权委托书》、吴某富的《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》、制衣厂与吴某富签定的《协议书》、吴某富签收制衣厂支付35000元工伤赔偿的《领款单》。制衣厂提出，受援人撤回仲裁，仲裁委裁定撤诉后，以相同的事实重新请求仲裁，超过仲裁时效。面对相对人出示的证据，受援人当场惊愕得说不出话，缓过神直呼“我被吴某富骗了”！受援人陈述，其是从报纸上看到“吴某富律师专办刑案、赢后收费”的广告，见面后，“吴某富律师”承诺帮助追究制衣厂刑事责任。2006年8月11日，受援人支付了800元服务费，并按吴某富的要求在一张空白的授权书上签名。2006年11月上旬，制衣厂提起行政上诉，吴某富以重新申请法医鉴定为由，复印了全部案卷资料。之后，受援人就再也联系不到吴某富。受援人不知道吴某富与制衣厂签定《协议书》，对吴某富冒充全权代理人领取35000元的赔偿款逃之夭夭之事，悲痛欲绝，目光呆滞、精神恍惚，欲哭无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承办律师提出调解要求，相对人的代理人同意请示协商之事，仲裁庭中止审理。期间，受援人调取了吴某富2006年后不是注册法律工作者的证据；承办律师到制衣厂与相关人员协商解决赔偿问题，由于该厂对秦某红死亡赔偿案，三年时间四次诉讼二次协议都没能结案感触复杂，作出按法律程序结案的选择，不同意协商。

承办律师将情况向市法援处汇报，为预防受援人仲裁请求被驳回可能发生的情绪波动，法援处领导与承办律师一道，约请受援人谈话，将仲裁撤诉可能面临的风险、准备应对措施告知受援人，尽量舒缓受援人的心理压力，缓和其悲愤的心情。

2007年7月23日，仲裁庭再次审理本案。制衣厂坚持已经履行《协议书》的赔偿义务，仲裁超过时效，要求驳回受援人的请求。承办律师提出，受援人应当为自己受骗签署空白授权委托书承担责任。但是，制衣厂与吴某富签定《协议书》时，正是一审法院认定秦某红“视为工伤”的判决已经下达，制衣厂不服上诉的时候，此时受援人无论从程序上、事实上及可能性方面都没有接受《协议书》损害自己合法权益的理由。由此可见，受援人所述被吴某富欺骗，签署空白援权委托书的事由具有可信度。制衣厂在明知吴某富不是律师且受援人不在场的情况下，签定赔偿额明显低于工伤待遇给付标准的《协议书》，没有尽到“善良注意”义务，侵害受援人的合法权益。制衣厂即使没有与吴某富恶意串通之嫌，也不能排除其应对吴某富以诈骗手段，骗取受援人工亡赔偿款行为得逞负有责任。《协议书》将制衣厂应当承担的医疗费计算在赔偿款中，放弃受援人多项合法权益，存在显失公平的严重缺陷，对否定超过仲裁时效具有实质意义。因此。制衣厂要求驳回受援人仲裁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，根据《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31条规定，制衣厂应当按工亡待遇标准，支付不足法定标准部分的差额。

判决结果

仲裁庭采纳了律师的意见，2007年10月15日，增劳仲案字（2007）第441号《仲裁裁决书》裁决：制衣厂支付受援人丧葬补助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、一次性工亡补助金、交通费共151586元；秦某红尸体存放费94060元，受援人承担92873元，制衣厂承担1187元；仲裁处理费4460元，由制衣厂承担。

简要评析

本案的案情并不复杂，复杂的是受援人面对工伤认定程序必须进行的工伤认定、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，其维权之难，成本之高产生的愤慨情绪。受援人是弱势群体，对劳动法、工伤保险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知之甚少，使其在儿子死后的工伤待遇索赔过程中，屡屡受骗，走了很多弯路，令人扼腕叹息。因此，承办律师接案后，根据受援人不平衡心理产生的原因，按照有情、说理的方法做好受援人的情绪安抚疏导工作。在此基础上，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。